西安碑林资料图片这是一部关于“丝绸之路”的游记。提及中国境内的丝路，人们常常有这样的偏执：只有进入河西走廊后，才算来到了真正的丝绸之路。其实，西出长安不久便会遇到第一重屏障：陇山。对于这座山，胡成在《陇关道》里曾这样形容：“秦人西去，陇山是迢迢万里路的第一道惊悸。不只因‘其坂九回，不知高几里，欲上者七日乃越’的险峻，更有从此家国难归的凄惶。”古人在陇山探索出很多道路。一条是沿着泾水河谷的萧关道，一条是先走渭水、再溯汧水的陇关道。萧关道在北，俗称“北道”；陇关道在南，俗称“南道”。唐亡以后，随着传统丝路的衰落，陇山也渐渐退出文人的视线。如果说西域南、北道抒发的是浪漫化的家国情怀，那么陇山中的南、北道则是充满了人情冷暖的细节。《陇关道》讲的就是这处淡出人们视野已久的丝路古道上的人的故事。“我对历史的兴趣，由盛唐降至晚清，足下仍是丝绸古道，眼见得却是衰草斜阳。”胡成在《作者手记》中这样说。全书按地理分作七章。从西安起，至临洮终。每章起首有一段“引子”，内容多是“在路上”——要么火车、要么汽车、偶有三轮、也有步行。这些引子是一个个过场，精悍、舒展、耐读，像是《茶馆》里大傻杨的数来宝。“引子”之后便是正文，不多不少，每章四节。正文之中，引录了不少县志、笔记。有些县志和碑拓非常罕见，或许多年后散佚，只能靠本书完整的引述而证明过它们的存在。一位优秀的游记作者应当熟识地理，并充满实地踏勘的勇气。没有对自然山川通彻的认知，地理空间与心灵空间撞击后产生的感受是无法传递给读者的。对地貌的描绘应该像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那样：瀑能飞溅、山路可走、骡马能移、客旅能行，而观众亦能进入画中与之结伴同游——这是空间上的交织传递。“他出陇州，我入陇县。”这句话虽短，但空间感极强且信息量巨大。一出一入，相隔两个多世纪，而地名也由陇州变为陇县。一部厚重的游记缺不了“史”。“史”是庙堂中的主尊，来不得过度戏谑。除了对历史事件的铺陈，《陇关道》也具备恢宏的历史感。“八百里秦川，中国最伟大的一片沃野，秦汉隋唐肇兴于此，是我们最初的荣耀之地。”这一句写得极其恢宏，只三十三个字，就道出了关中地区在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地位。一部温暖的游记少不了对历史的同情心。督抚陕西的毕沅曾对辖区内重要历史遗迹立碑为记，有些被认为有张冠李戴之嫌。胡成是这样理解这种时代局限的：“记录却是客观的。如果所记之处还在那里，我们可以再去细考；如果已经湮灭，我们起码还能知道，这里曾有一冠，那里曾有一鹿。”一部扎实的游记需要通过具体的“物”去承载历史。对于所描绘的历史与地理空间来说，这个“物”是能够从容地收纳人物、历史的容器，也是所在城市的脊梁，如“西安”一章的碑林。就碑林而言，它为我们提供的精神慰藉是西安这座城市所独有的。碑林外，沿城根儿坐下，要上两个馍，掰好，吩咐老板煮来。这一头空气里弥散着葫芦头特有的香气，那一旁的朱门内藏着千年国本。猪大肠与古碑、酒香与墨香、大俗与大雅，仿佛就是历史在这座城市里的缩影。一座城市有了这样的“物”，永远都是元气健朗。《陇关道》描写的人物众多，既有封疆大吏、学者、军人，更多的却是史书向来疏于记录的布衣黔首。胡成对湮灭在历史中的小人物充满了悲悯之情。“西安”一章中，在讲述了曾保存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金圣寺的毁灭之后，他感慨死于战火的团总石仓：“如果不是这场战争，未到古稀之年的石仓，或许正坐在香火仍旺的金圣寺山门外，袖着手，眯着眼，看着陶家的车马缓缓走过。”文中的陶家车马，坐着的是三十年后随父入疆的陶保廉，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切于身心家国”的《辛卯侍行记》。而与之并重的《河海昆仑录》则是更率性的游记，提及碑林，这位进士出身的谪官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凡余四十年来目见梦想诸名碑，咸在其中，得手模而遍读之，真人生快事。”这哪里看得出谪客的抑郁？“扶风”一章是从关中核心区域通向陇山脚下的过渡，话题却不限于扶风，毗邻的礼泉、彬县都有着墨。邠州大佛寺石壁上的明代题记，让胡成发现了同为莱阳籍的两位官员：赵文耀和刘昇，这番考据让他感到了“与古人默谈的欢喜”。“固关”一章是《陇关道》的关键节点，而现实中的固关恐怕是全书七章中知名度最低的去处。或许因为曾与胡成结伴邂逅过那些有血有肉的乡党，这章交织着史料的叙事让我感到熨帖。最后一节，全部交给了秦长城脚下的陈家母子，行文深沉又充满力量。生活虽然艰辛，但留给我们的不是压抑感，而是希望。中国老百姓的勤劳、善良、坚毅和自尊，像那珊瑚虫的骨骸一样，最终堆砌成了大历史。我们向来不缺乏宏大的历史叙事，但疏于关怀心灵的细节。嘉靖四十二年（年）六月，莱阳人赵文耀在幽暗的石壁上写下了“因题洞壁，以志岁月”的题记。公元年，胡成用这本《陇关道》完成了他的“以志岁月”。几十年、数百年后，若有人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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