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汉洞雕塑。记者刘坤文/图初春时节，渭北高原苍茫辽阔。记者来到位于陕甘交界处的咸阳彬州市，黛灰相间的山体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肃穆而庄严。这里曾是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是商旅西出长安的主要驿站之一。大佛寺石窟便坐落于此。大佛寺石窟地处“豳宁”域内，是西北方向出入关中平原的第一站，见证了中国汉唐文化的辉煌历史，铭刻着佛教东传的足迹。大佛寺石窟是陕西省境内规模最大、佛像体量最大、艺术特征最为鲜明突出的石窟，其主尊大佛被清代学者毕沅誉为“关中第一奇观”。其造像风格来源的多样性，也为我们理解唐代艺术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认为，大佛寺石窟造像是理解唐朝长安造像的重要素材。年1月，大佛寺石窟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佛寺石窟为其中一处遗址点。彬州市大佛寺石窟正门。记者刘坤文/图■“堪与巴黎圣母院媲美”大佛寺建于唐贞观二年，原名应福寺，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彬州浅水原大战中阵亡的将士所建。北宋仁宗皇帝为其养母刘太后举国庆寿时，将应福寺改名庆寿寺。明代以后，因寺内石窟里的大佛造像高大雄伟，人们称其“大佛寺”并沿用至今。大佛寺整个石窟群建筑错落有致，绵延在米长的奇峭崖面上，共有大小石窟余所、佛龛处、造像余尊、历代题刻余幅，自东向西分为僧房窟、千佛洞、大佛窟、佛洞和丈八佛窟五个部分。大佛窟内的主尊大佛是阿弥陀佛。该造像结跏趺坐于莲台上，左手着膝，右手施无畏法印，全身姿态自然丰满，被称为“关中第一奇观”。千佛洞位于主尊大佛东侧，内有造像尊、题记70余幅，是一所平面近似正方形的大型低矮中心柱窟。这种形制在世界各大石窟中都很罕见。“鼓胸、细腰、宽胯、头身比例适度”是龛内佛像共有的风格，其丰满健康的身躯，将人体的健与美集于一身。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艺术考古教研室主任陈磊认为，彬州市大佛寺石窟的造像风格颇具包容性。陈磊说：“这些数量庞大的造像，其类型也极为丰富。比如，没有衣褶且光滑圆润的造像，似乎是唐代从印度新传入的优填王造像风格，这样风格的造像在洛阳龙门石窟也有不少；而那些动感强烈的造像，似乎既有印度三屈式造像的风格，又好像有宫廷胡舞的渊源；还有一类造像，身躯丰腴，带有极强的女性特征，似乎又体现着武周时期女性地位明显提升的特色。”“堪与巴黎圣母院媲美。”这是德国巴伐利亚州时任文物保护局局长对大佛寺石窟的赞叹。“这句话实际表达的意思是，唐朝那个阶段的佛像造像水准可以和西方的佛像造像水准相媲美。其赞美的不仅是大佛寺石窟，更是大唐佛像的造像水准。”彬州市大佛寺石窟管理处副主任杨静说。彬州市大佛寺石窟造像的时间跨度长达两百年，不同时代的造像有明显区别。整体来看，窟龛形制和台座样式从简单到复杂，造像的组合更加多样。“古代生产力水平较低，大佛寺石窟开大窟、造大像的风格，需耗费巨大人力财力。巨大投入的背后往往有皇家意志的支撑，所以，它的精美程度不是一般小石窟能比的。”杨静说。■在这里与长安告别进入大佛寺石窟大门，记者首先看到的高大建筑物是明镜台。明镜台高70米，共5层，下有两层青砖砌筑的平台，上有木制三檐六角攒尖顶式结构楼阁。明镜台两侧分别有一口铁钟和一面鼓。钟鼓原先作为报时工具来使用，即“晨钟暮鼓”。随着科技的发展，钟鼓的报时作用逐渐弱化，人们更多用它们来祈愿。伴着悠扬的钟声，记者似乎一下子穿越到大唐。驼铃叮当，长长的驼队满载丝绸，走出繁华热闹的长安，肩负着传播东方文明的使命向西而去。同时，西方的货物、文化、僧侣也进入长安。长途跋涉，一路向东，骆驼背上的箱子随着骆驼的行进左右摇晃，丝绸之路的风沙在人们脸上刻下深深的印痕。支撑人们前行的只有一个信念：到达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大唐都城长安。到达古时的彬州，来往的商旅卸下舟车劳顿的疲乏，歇脚休整，补充给养。从西方归来的人们一踏进这片土地便倍感亲切；将要远行的人们仿佛告别了这里，才算是真正告别了长安……“过往商旅一直都把大佛当作护佑一路平安的保护神。直至现在，西兰公路上的很多过往司机都要来石窟祈福。”彬州市文化馆馆长任致远说。名人题刻是大佛寺石窟的另一重要特色。记者在大佛寺石窟中发现的各类题刻数不胜数。千佛洞一处名为《尚书刑部员外郎滕宗谅游记》的题刻写道：“尚书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滕宗谅／诏守泾塞继至於此后二日谨识石室。”这里的“滕宗谅”，就是北宋范仲淹名文《岳阳楼记》开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中的“滕子京”。这处题刻应该是滕宗谅在担任泾州（今甘肃泾川县）知州期间途经此地铭刻的。还有李白所题的“觉路”二字。相传，诗仙李白仕途不顺，拜见大佛后顿觉大彻大悟，便写出潇洒飘逸的“觉路”，意为通往觉悟的道路。从此之后，李白开始纵情山水、游走四方、享受自然。此外，有学者发现，关于大佛寺石窟众多铭文题记的题刻人，《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等正史中有传记的有22位，他们都是当时有重要地位的政治人物，另外还有19位在正史中虽没有记载，但也都曾有过重要历史地位和贡献。由此可见，彬州市大佛寺石窟在唐以后历朝名人的眼里是何等重要，他们都以游览这个胜迹并在窟中留下题记为荣。■风雨中的保护与传承采访中，记者听到这样一句民谣：“彬县有个塔，离天只有丈七八；彬县有个大佛寺，把天顶得咯吱吱！”然而，就是这样“顶天”的大佛寺石窟，也曾历经风雨。如今，在大佛寺石窟内，佛像雕刻被毁坏的痕迹多处可见。有关大佛寺石窟的维修与保护，最早从明代景泰元年开始。第一次大规模修建外部建筑是在康熙四十二年。大佛寺石窟依红砂岩山崖而建。红砂岩上容易修筑建筑物，但其本身不耐风化。为了更好地保护大佛寺石窟，年，彬州市大佛寺石窟管理处完成了红砂岩质地的岩体裂隙、窟内顶板脱落、砂岩风化等治理保护工作。“我们眼前这条路是年之前的国道。后来，为了使石窟不受过往车辆震动的影响，国道北移了余米。为依托大佛寺石窟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产业，年，国道再次改道，远离大佛寺石窟多米。”彬州市大佛寺石窟管理处副主任豆刚说。年6月22日，大佛寺石窟荣耀加身，成为《世界遗产名录》的一部分，填补了彬州市甚至咸阳市在世界文化遗产上的空白，进一步坚定了当地发展旅游产业的信心和决心。近年来，随着“一城、一窟、一湖、一川、一馆”的建设思路逐步完善，彬州市的旅游影响力不断增强。作为彬州市旅游龙头的大佛寺石窟，更以它独特的石窟艺术价值和文化艺术价值，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大佛寺石窟大佛寺石窟位于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主干线上，是陕西省境内规模最大、佛像体量最大、艺术特征最为鲜明突出的石窟。整个石窟群绵延在米长的奇峭崖面上，有开大窟造大像的大佛窟，有千佛洞，也有小型禅窟（罗汉洞），还有讲经堂，甚至给僧人生活起居的僧房窟也保存完整。这些不同性质的洞窟相互搭配组合，构成了一所功能完整的崖中佛寺。大佛寺石窟是大唐雄风的真实写照和大唐昌盛的象征，佛像具有典型皇家风范，雍容大度、气宇非凡，体现了大唐强大的物质能力和精神力量。年6月，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佛寺石窟为其中一处遗址点。专家访谈大佛寺石窟是大唐造像风格的映射——访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艺术考古教研室主任陈磊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艺术考古教研室主任陈磊。记者刘坤文/图彬州市大佛寺石窟是陕西境内最大的石窟，是关中周边最大的北朝隋唐石窟，其造像以北朝隋唐造像为主。透过石窟造像本身，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社会发展的相关情况，例如开窟造像的技术特征、宗教信仰及宗教传播状况、政治生活特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它既是时代特征的记录品，也是时代文化传承的载体。“就目前所见，彬州市大佛寺石窟造像是所有石窟造像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彬州市大佛寺石窟造像是全国其他石窟造像不可比的，如同我们日常所说唐诗、唐楷、唐代狂草在同类艺术中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2月21日，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艺术考古教研室主任陈磊说。我国石窟数量众多，与其他著名石窟相比，彬州市大佛寺石窟有什么特点呢？陈磊介绍，彬州市大佛寺石窟在窟龛形制上，也就是石窟的基本形状和结构上，大致继承了北魏时期的大像窟，如山西大同云冈昙曜五窟。在造像风格方面，彬州市大佛寺石窟造像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其最典型的特征是人物身体曲线曼妙、造型具有动感，并自内而外散发着活力。“彬州市大佛寺石窟在唐高宗、武周时期的造像风格是持续的、连贯的，能够映射出大唐造像风格。其相较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相同的是，两地的造像都展现了唐朝造像的身躯美与活力。不同之处在于，彬州市大佛寺石窟造像更具动感，那自内而外散发的活力虽然经历了千年的风化，却依然让人动容。”陈磊说。唐代造像的“长安模式”始于北周、成于初唐、盛于武周和唐玄宗时期，以长安地区造像为主体，其他造像为辅，代表了长安地区造像的共有样式风格和审美品格。典型的“长安模式”能有辐射全国各地的影响力，与彬州市大佛寺石窟造像有着较为复杂的联系。“唐代长安造像绝大多数都没有留存下来，现存的彬州市大佛寺石窟的造像是最能代表‘长安模式’的。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乃至其他小的石窟的造像都受到长安造像的影响，而彬州市大佛寺石窟造像在接受长安造像的影响上是主动的，并在此基础上吸收了壁画的艺术特点。”陈磊说。陈磊认为，目前彬州市大佛寺石窟及其造像的价值还没有被学者、大众充分认识。彬州市大佛寺石窟所具有的研究价值是多方面的：论文化与旅游，这是关中奇观、秦地胜境；论文物价值，其历史、科技、艺术三者兼具；就学术价值来说，除了大家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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