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陕西省咸阳市彬州市的大佛寺石窟，凿建于清凉山北麓，北面泾河。彬州曾名豳州、邠州、邠县，作为出入关中西北的必经之地，在古代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今天，国道西兰公路由此经过，同样是西北的交通要道。大佛寺石窟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大佛寺石窟于北周始建，隋代续凿。主体的大佛洞、千佛洞、罗汉洞营建于初唐，在武周时期达到极盛，中晚唐及之后略有补凿，营建工程基本结束。其后宋金元明清历朝都有修补、装像，并建有对整个石窟的保护建筑。大佛寺在唐及其之前名为应福寺，北宋始名庆寿寺，俗名大佛寺。▲大佛洞主尊阿弥陀佛造像。本文图片由彬州大佛寺博物馆提供大佛寺石窟现存造像约计尊、各类题刻余通，是陕西最大的隋唐石窟，其大佛又是全国现存体量最大的初唐大佛造像。由于唐代长安佛寺及造像大部分已损毁，仅有的少量遗存也已无法还原唐代长安佛教造像的面貌，而彬州大佛寺石窟因受到唐都长安造像文化的直接影响，展现出“长安模式”的造像风格，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古人以为，帝王修德，时世清平，天就降祥瑞以应之，谓之“瑞应”。唐代僧人道世所撰《法苑珠林》载隋文帝开皇三年（年）兴佛，“名山之下，各立为寺”；又载，隋文帝极好“瑞应”，“各地均以瑞应闻”。大佛寺作为长安外围最大的佛寺，最初起名“应福寺”，就是对“瑞应”的期待。千佛洞窟中心柱正壁有残存的“武太一题记”，言石窟为“（文）武圣皇帝平薛举时所置也”。文武圣皇帝即唐太宗李世民，平薛举的浅水原大战是在武德元年（年），大佛寺是李世民为超度死亡将士而营建。大佛寺石窟的开凿始于隋代，而主尊、胁侍菩萨及背光的营建主要在唐代完成。正是由于隋唐两朝数位帝王的支持，才使得大佛寺有如此庞大的营造工程，并呈现出皇家气象。大佛寺因大佛而得名，大佛高超过21米，并有较大的莲瓣形背光，体量超过了历代大佛，比云冈石窟昙曜五窟的北魏大佛还要大，呈现出宏伟的皇家气象。有谚语云：“彬县有个大佛寺，把天顶得咯吱吱”，形象而生动地反映出大佛的高大威严。位于大佛左肩上部、大佛背光上的“大唐贞观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造”的纪年题刻，为后人提供了判断大佛开凿时间的重要依据。基本可以确定，贞观二年（年）是大佛、二胁侍菩萨及其背光的完工时间。长安作为唐王朝的首都，最早接受外来造像艺术风格。长安的工匠融合本土风格创造出具有新潮艺术审美的造像，多公里外的彬州受到辐射和影响，使大佛寺石窟造像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大佛洞的主尊大佛面型方圆，头顶螺髻，饰摩尼宝珠；坐姿为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抚膝；内着袒右僧祇支，外披下垂领口式袈裟；衣褶涂饰色彩，绘以花纹。二胁侍菩萨都有大的头光和背光，着高冠，面相饱满圆润。因后世多次装泥，故不论是身躯还是衣纹都圆润平缓，具有较强的写实特征。主尊及胁侍菩萨的背光则保留了原有的面貌，既有承继北魏风格的火焰纹，也有初唐相对写实的花草、葡萄纹新样，整体华美、端严，气象宏伟。菩萨造像呈现出女性般的优美身形，这也是初唐造像的典型艺术风格。▲大佛洞胁侍观世音菩萨。本文图片由彬州大佛寺博物馆提供尤其能反映大佛寺石窟造像风格和造像艺术水平的是千佛洞窟造像。千佛洞中的菩萨造像大多上身袒裸，饰以项圈，斜披胸巾，鼓腹扭胯；下身着裙，身躯瘦长，披帛翻飞，充满动感，明显是唐初的新样式。上身袒裸、着衣较少的造像，与先前北齐、隋代衣纹细腻、璎珞华丽的造像样式不同，受到古印度着衣较少的造像的影响。身躯扭动的姿势，与先前南北朝、隋代直立静穆的造像样式也不同，杂糅了古印度三屈式动作与宫廷舞蹈动态。这种菩萨造像新样式很快就传播到全国各地，影响了包括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东青州驼山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等众多石窟的造像。千佛洞内，通议大夫、行豳州司马、柱国、汉川郡开国公李齐妻武氏出资所造的削肩、衣纹华美的释迦像，带有强烈的女性柔和色彩，似是武则天执政后女子地位提升的反映。千佛洞中心柱西壁的朝散郎、行豳参军崔贞臣造释迦像，与龙门石窟优填王造像风格相似，皆是当时流行的式样。罗汉洞规模较小，共有3个洞窟，有唐代造像记题刻两则。除佛龛外，大佛寺有一些特殊的石窟，里面没有石像和碑文，在千佛洞东面密集分布，层层叠叠，为僧房洞，是从前僧人的住所，庞大而连贯的僧房洞群在全国石窟、佛教建筑中极为罕见。透过彬州大佛寺石窟造像可以看到，唐代长安成为佛教造像艺术的中心，在开放包容中形成了造像的“长安模式”，并辐射、影响到全国各地。（完）（原标题：彬州大佛寺石窟：在开放包容中形成的“长安模式”）作者/陈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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