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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时期，诗人辈出，流派各异，精彩纷呈。元稹、白居易、李绅倡导新乐府，张籍、王建也有“张王乐府”蔚为大观，韩愈、孟郊创立了奇崛诡怪的韩孟诗派，柳宗元、刘禹锡也以鲜明的个性创造了许多经典。这些诗人，享年四十多岁到七十多岁不等，大多在政治上起起伏伏，有低谷也有高峰。但除了他们之外，中唐还有一位不可忽视的大诗人。他如一颗流星，短暂照亮夜空，在群群繁星中，光彩熠熠，倏忽坠落，好似一首悲壮的史诗。他就是李贺。
李贺，论身世，超过上述一众诗人。他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亮的后裔，是唐宗室。论相貌，他与众不同，自幼体型削瘦，两眉相连，指爪细长，体弱多病。论年龄，他只活了二十七岁，根本来不及主宰一个文学时代。论才华，他的天赋可能超越了中唐其他所有英杰，他年纪轻轻，就用一首《高轩过》，让韩愈和皇甫湜等文坛前辈佩服不已，引为小友；他和李白、李商隐并称唐代三李，号称诗鬼，在诗歌史上能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诗魔白居易并驾齐驱。论诗风，他虽春秋不富，但却开创“长吉体”，特立独行，以乐府为主要体裁，极尽天马行空的想象，把神话传说、妖魔鬼怪、自然奇观等熔铸于一炉，驰骋鬼神一般的才思，创造出光怪陆离的涩硬境界。
李贺为什么会在诗歌艺术上走这样一条不同寻常的路？一方面，他生来体弱多病，性格纤细敏感，生活穷困落魄，这使得他心怀一种难以抹除的忧郁，只有日日苦吟，排遣悲愤，当一个人一心作诗，钻研诗艺时，他就可能走上一条极端的道路，偏离前人开辟的一切领域，寻找一片新世界。据说，李贺常常一大早就出门，骑着一头驴，驴背放着一个锦囊，李贺在驴背上苦思冥想，一旦灵光乍现，有一两句妙语，就急忙记录下来，投到锦囊中，这些都是吉光片羽，将来必有登场时机，织成天机云锦。每次回到家，李贺的母亲看着儿子憔悴的样子，都会责怪他是在呕心沥血。
锦囊盛诗、呕心沥血的结果，就是一批惊世骇俗的秀句。“黑云压城城欲黑”“雄鸡一声天下白”“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等等，句法神出鬼没，意象惊心动魄，辞藻出人意表。
另一方面，李贺的仕途屡遭打击。在古代，即便是李贺这样个性特异、才华卓越的天才式人物，也要考科举，走仕途。李贺想考进士，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不知是有人嫉妒，还是有人陷害，朝廷竟然不许李贺参加考试，仅仅因为李贺的父亲名叫李晋肃，晋与进同音，所以李贺要避父亲的讳，就不能参加进士考试。这显然是一种谬论，韩愈曾写过一篇《讳辩》，为李贺鸣不平，他引经据典，证明这种避讳的理由是不成立的，还颇为讽刺地说，如果按这样的理论，如果一个人的父亲名字有“仁”字，那这个儿子还不能做人了吗？
然而李贺终究未能科考，他的一生也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无法实现抱负，无法养家糊口，他所能做的，就只有写下一首首哀怜身世，抨击社会的奇诗。他不仅慨叹生不逢时的苦闷，抒发对理想、抱负的追求，更对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人民所受的残酷剥削有所反映。可以说中唐的几乎所有政治和社会问题，都在李贺的诗中有所反应。
李贺的诗，固然以奇崛鬼怪的为多，但也有一些阳刚昂然的，词句豪放如盛唐之音者。《南园》其五就是其中的代表。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诗的首句，当头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疑问。堂堂男儿，为什么不佩戴吴钩？吴钩，是春秋时期吴国一带所造的弯刀，锋利尖锐，是强大武力的象征，为后人反复描写。如屈原《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杜甫《后出塞》“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李白《侠客行》“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王昌龄《九江口作》“鸷鸟立寒木，丈夫佩吴钩”，辛弃疾《水龙吟》“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从这些诗词中我们能看出，吴钩是少年的象征，是阳刚气概的象征，是豪侠的象征，是爱国从军的象征。然而这些诗人所写，或是赠吴钩，或是佩吴钩，或是操吴钩上阵，或是看吴钩感慨，他们手上都有兵刃，都曾经掌握过或正在掌握着自己的命运，都曾为国效力，实现个人价值，或者有这样的机会。但李贺呢？他没有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经历，甚至连这种可能都没有。所以他才产生疑问，这疑问背后是愤懑，是对命运的控诉。别人都能，我独不能，这是为何？李贺生在中晚唐，但却喊出了盛唐才有的尚武精神的强音，尚武只是表面，真正的内涵是他对社会制度的抗争。
第二句，承接上句而来，作者抒发自己内心的抱负。如果作者能上阵杀敌，他一定要收复失地。这一方面是泛泛而写古往今来的边塞战争，另一方面也是针对中唐严重的藩镇割据而发。这充分表现出李贺关心现实，渴望建功立业，实现个人价值，为国献身的精神。这种个人价值和社会使命的统一，也是盛唐才有的风貌。无论杨炯、李白、岑参，他们渴望出塞，是想达成个人的梦想，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为国家做出贡献，而到了中晚唐，许多士人，如大历十才子，斤斤计较于个人名位，追逐功名利禄，甚至只求安逸温饱，境界与李贺何啻云泥之判。
第三、四句，作者的悲愤慷慨之情还未消歇，他转一笔，请来了一个“旁观者”，让他分享自己的心情。他说，请你上凌烟阁看一看，凌烟阁上二十四功臣，有哪个万户侯是穷酸书生？唐太宗为了纪念与他一起打天下、治天下的功臣，命阎立本在凌烟阁上画了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这些功臣当然不可能全是武将，诸如长孙无忌、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都是文臣，但文臣不等于书生。文臣也可以经纶大业，运筹帷幄，内可固本安邦，外可参谋军事、擘画外交，他们胸有文韬武略，并能在广阔的历史舞台驰骋才华，那岂是只会愁眉不展地苦吟的穷困诗人所能比？
从表面看，“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与“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意思相近，都是表达重武轻文的思想，实则不然。杨炯的诗，孕育于初盛唐国家武功鼎盛时期，全民都怀着慷慨激昂的心情想要从军报国，那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精神。而李贺这里，更多的是对社会压抑人才、朝廷制度僵化的不满和控诉，他的疑问和反问，语气极为强烈乃至激愤，这其实是在自身价值幻灭之后破膛而出的偏激之语。
短短一首绝句，作者用了三处疑问或反问，还有一处“请君暂上”的祈使句，这类句式使得诗歌情感从始至终欧非常强烈，悲愤高亢。过刚易折，李贺写下如此痛切心扉的诗歌，也难怪他英年早逝了。当国家和个人的命运都陷入危机，而他无能为力时，李贺心中便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深刻的忧虑。这种忧虑，是理解李贺的一把钥匙。李贺死后，杜牧为他的诗集作序，李商隐为他写传记，纷纷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悼念之情。然而，李商隐所写《李贺小传》，只记录了一些关于李贺的传说异闻，例行公事一般地发了一通怀才不遇的老生常谈；杜牧所写李贺诗集序，只是天花乱坠、蜻蜓点水式地描绘了李贺诗的语言风格和意境，对李贺诸多内容深刻的诗篇，未加点评，让人觉得杜牧根本没读过几首李贺的作品。他们都没有理解，没有挖掘出李贺的精神内核，没有真正明白李贺怀才不遇的根本原因，没有领悟李贺诗歌中的不朽思想。
以李商隐和杜牧这样青史留名的诗人，都没能正确判断李贺的价值，才士之遇，难矣夫！愿千载以下，有知音者，展卷通读长吉歌诗二百首，歌之哭之，告慰天才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