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词客是柳七——柳永对两宋词坛的贡献柳永（约年—约年），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柳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生于沂州费县（今山东费县），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少时学习诗词，有功名用世之志。咸平五年（年），柳永离开家乡，流寓杭州、苏州，沉醉于听歌买笑的浪漫生活之中。大中祥符元年（年），柳永进京参加科举，屡试不中，遂一心填词。景祐元年（年），柳永暮年及第，历任睦州团练推官、余杭县令、晓峰盐碱、泗州判官等职，以屯田员外郎致仕，故世称柳屯田。柳永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也是两宋词坛上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柳永大力创作慢词，将敷陈其事的赋法移植于词，同时充分运用俚词俗语，以适俗的意象、淋漓尽致的铺叙、平淡无华的白描等独特的艺术个性，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柳词简介柳永是第一个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也是两宋词坛上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以“一生精力在是”，其毁誉枯皆与词息息相关，他用词发挥自己的才能与天赋，用词抒写自己的情感与遭际，也用词记录见闻感受甚至作为交游谋生的手段。柳永大力创作慢词，将敷陈其事的赋法移植于词，同时充分运用俚词俗语，以适俗的意象、淋漓尽致的铺叙、平淡无华的白描等独特的艺术个性，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比之唐五代与北宋初期的词，柳词在内容上便有了很大的开拓。他的词，不再是仅仅用以佐酒助兴，也不再囿于狭小的生活圈子，而是面向更广阔的天地，都市风光、湖山胜景、羁旅行役、咏物怀古、祝颂投赠、游宴赠记、相思相别、悼亡游仙在柳词中无所不有。柳词现存二百一十二首，描绘都市繁华、节日盛况及祝颂投赠之词约三十首，羁旅行役之词约七下首，男女情事及憎记之词八十多首，游冶饮宴及其他内容的约三十首。柳永生活和创作时段主要在北宋真宗和仁宗两朝，正值“盛明”之世。柳永以他的耳目感受尽情描绘了当日物阜民康、朝野多欢的升平气象。如写帝都的半丽祥瑞：“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太平时、朝野多欢。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透碧宵》）；写都市繁华富庶：“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望海潮》）；写人们游冶行乐：“是处楼台，朱门院落，弦管新声沸腾。恣游人，无限驰骤，娇马车如水。竞寻芳选胜”（《长寿乐》）；写佳节的热闹场面：“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迎新春》）这些描写，虽不免有阿谀之嫌，却也比较写实地描绘了一幅社会字定、经济繁荣、朝野同炊的都市生活风俗画卷。北宋黄裳曾感之曰：“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所感。”李之仪称柳词“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比柳永略后的朝中重臣范镇亦曾叹曰：“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馀载，不能出一语歌咏，乃于耆卿词见之。”这些评论，皆指出柳永以词记实、以词颂美的特点。其立足点，正是儒家礼乐文明与政相通的思想，即所谓“治世之音安发乐，其政和”。柳词描写盛世气象的客观性使其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映现实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黄裳以柳词比之杜诗，不无一定道理。一、柳词所展现的内容（一）走向平民化柳永词大量描写市民阶层男女之间的感情，词中的女主人公，多数是沦入青楼的不幸女子。柳永的这类词，不仅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还写出了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在词史上，柳永第一次笔端伸向平民妇女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忧怨。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柳永的词才走向平民化、大众化，使词获得了新的
发展趋势。这些词中，闺情词为数最多，或赠记，或代女子抒发闺怨，或写词人自己的离别相思。柳永在这些词中热情描写和赞美了那些色艺出众、品流详雅的风尘女子，如《柳腰轻》、《风栖梧》、《少年游》等。抒写了男女之间真诚的爱恋，既有女子的刻骨相思，亦有男子的真心痴情，从中表达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也表达了词人的爱情理想。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凤栖梧》）；“美人才子，合是相知”（《玉蝴蝶》）。着力刻画下层妇女的境遇，尤对她们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如《斗百花》、《秋蕊香引》二首悼女子青春早逝。“一生赢得是凄凉”，则是女子命运的一个总概括，表现了柳永对妇女的理解、尊重与同情，不乏平等思想与人道主义。这反映了当时新兴市民阶层进步思想意识对他的影响。当然，闺情词中也杂有平庸的感情描写。（二）市井画卷柳永词多方面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柳永长期生活在都市里，对都市生活有着丰富的体验，他用彩笔一一描绘过当时汴京、洛阳、益州、扬州、会稽、金陵、杭州等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的游乐情景。这些都市风情画，前所未有地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词本来是从民间而来，敦煌曲子词，也多是民间词，到了文人手中后，渐渐被用来表现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感。柳永生活在市民阶层已渐壮大的北宋中前期，混迹青楼酒馆，对市民的生活相当了解，柳永表现女性生活、感情的词作，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使词从贵族的文艺沙龙重新走向市井。（三）描写羁旅行役前人谓柳词“尤工于羁旅行役”。如前所述，柳永曾于一段时期东西漫游，入仕后又常任一些流转各地的小官，故词多抒写羁旅的穷愁与行役的劳顿。柳永多次科举失利后，为了生计，不得不到处宦游干谒，以期能谋取一官半职。柳永工于羁旅行役词，正是基于他一生宦游沉浮、浪迹江湖的切身感受。《乐章集》中六十多首羁旅行役词，比较全面地展现出柳永一生中的追求、挫折、矛盾、苦闷、辛酸、失意等复杂心态。在这类词中，柳永写其行踪所至，自抒漂泊生活中的离别相思之情，背景远比五代以及宋初词人所写思乡念远词阔大，意境也更苍凉，特别真切感人。但柳永的羁旅行役词，又相当的典雅。羁旅行役词，多和怀才不遇、天涯沦落有关，这一类词抒发的是士不遇的感情，这本身就属于“雅”的范畴；在创作手法上，柳永还兼容了诗的表现手法，意境的创造、气氛的渲染，用典使事，遣词造句，无不体现了“雅”的特色，使其词呈现出雅俗并陈的特色。这些词，因是写词人的亲身经历切身体验，故感情真挚而饱满。又因与所行之地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相融合，故觉境界开阔，物态丰妍，气象万千。而尤具特色的是，柳永常借暮秋晚的萧瑟之景，抒写羁旅落拓的感伤之情，并借“悲秋”之宋玉，抒发贫士失职才人迟暮的悲概，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力与艺术感染力。《雪梅桥》、《曲玉管》、《玉蝴蝶》、《戚氏》等都属于这类作品。（四）柳永还写过不少歌颂帝王、达官贵人的词，也写过一些自叙怀抱，自叹平生遭际的词，例如其《戚氏》一篇，是《乐章集》中最长的一首词，他在词中对自己的生平作了回顾，字里行间颇多感触，唱出了天涯沦落的不遇之士的悲音，被誉为《离骚》的遗风。二、反复变化的心态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柳永在许多羁旅闺情游冶词中，经常表现出对功名利禄的鄙弃。对此，论者历来抑场不一。柳永对功名的态度，实际经历了热衷向往——调侃放浪——竭力进取——感伤厌倦四个阶段。他青少年时期热衷功名，向往通过科举仕进以实现自己的用世之心、兼济之志，走的是古代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任何价值的理想道路，这无可厚非。但他浪漫疏狂的性格和善为词的天赋，却使他没有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在遭受挫折后，他功名表示蔑视，他不过是落第举子一时的愤激解嘲之语。“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如鱼水》）。他一方面以调侃放浪的态度处之，一方面又期待时来运转一酬壮志。释褐后的柳永，竭力进取，不无政绩，虽也曾干谒权贵，但风气处境使然，不可求全责备。只在饱经仕途的坎坷、身体多病与游宦生活的艰辛之后，柳永对功名利禄的怀疑与束定才具有了真正的意味：“驱驱行役，苒苒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漫相高”（《凤归云》）；“念浮生、不满百。虽照人轩冕，润屋珠金，于身何益。一种劳心力。图利禄，殆非长策”（《尾犯》）：“红颜成白发，极品何为”（《看花回》）；“名缰利锁，虚费光阴”（《夏云峰》）这种怀疑和否定是伴随着人生价值的思考而展开的。他开始认识到，在人短暂的一生中，功名利禄不过是一种“虚费光阴”、徒“劳心力”、“于身无益”的东西，现实生活才是实实在在须当把握的。由此，他追忆过去未名未禄时自由自在尽情尽意的生活。应该说，柳永此时对昔日享乐生活的怀恋，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单纯的感官享受来追求，而是上升到一种人生意识的高度，具有一种与现实比照的“符号”意义。他对功名利禄的感伤厌倦情绪，体现了一种人生价值的追求的失落感，其中既有不被社会见容见用的政治价值失落，也有一个性不得舒展张扬的人生价值的失落，更有老大伤悲的生命本体价值的失落。由于这种失落感是在人生各种价值被毁灭之后所产生出来的，不乏悲剧色彩。它在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群众中最易引起同情和共鸣，这也是柳词为人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三、丰富词调（一）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首、调首，是第一个大量创制慢词的人。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二）柳永还是两宋词坛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据统计，在宋词多个词调中，属于柳永首次使用的就有一百多个。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词由唐兴起而至北宋初期，歌者日多，制作益繁。然一般文人士大夫因不甚熟通音律，仍习于专工单调小令，以其尚含蓄，又与诗之作法相近之故。自唐中叶渐有慢词以来，仅流行于教坊或巷间。柳永既出入坊曲，与乐歌记频繁交往，尤精于音律，善为歌辞，便肆其笔力，大量制作长调慢词，又“变旧声作新声”，遂使慢词长调，“始大行于士大夫间”，以致后来的大词家无有不受其笼罩者。据龙榆生先生散统计，“今所传《乐章集》及《续添曲子》，凡用十七宫调，一百五十三曲。或同一曲名，而别入数宫调，而大部为长调慢词。其为依新腔而制之作品，必居多数。”可知柳永对词体之开拓与演进实有大功。三、“赋”法（一）柳永既大量制作长调慢词，在写法上，自然不同于以往含蓄凝练的小令。他除了在“慢词的或型过和中引入律诗的构成法”外，更为突出的采取了“以赋为词”的作法。近人蔡嵩云指出：“周（邦彦）词渊源，全从柳出。其写情用赋笔，纯是屯田家法。”夏敬观亦谓柳词“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交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可见探讨“赋法”是把握“屯田家法”之关键。所谓“赋”，一是指诗歌的一种表现手法，既“诗六义”中的“赋、比、兴”；一是指有别于诗、骚的一种文体，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赋作为表现手法，不假他物，“直书其事”，包含了“直说”与“叙事”两个要素；作为文体，则“铺采摛文，体物写志”，重在铺陈华采，通过描绘景物，抒写作者的情志，如两汉铺张扬厉的大赋与六朝写景抒情的小赋。柳词善用赋法，正是将以上两重意思引入词中。（二）善于吸收汉大赋铺采摛文之法。柳永在那些描写皇宫富丽、都市繁华以及投献帝王达官的词中，不仅套用了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等大赋中的辞藻，如“中天华阙”、“都门十二”、“玉阶彤庭”、“金茎承露”等，而且吸收了大赋铺张扬厉的文法，极尽铺排、夸张之能事，写尽雍容富丽之气象与繁华富庶之物态，所谓“铺叙展洐，备足无馀”、“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四）善于吸收宋玉辞赋及六朝小品文赋写景抒情情景交融之作法。细读柳词，可以明显见宋玉《九辩》、《高唐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曹值《洛神赋》，潘岳《秋兴赋》，陆机《叹逝赋》，江淹《别赋》，谢惠连《雪赋》，以及王羲之《兰亭集序》等抒情的熏染。故在柳词，不但长于摹景，尤能情景交融，创造出婉曲层深之意境；其二，在章法结构上得其精神。如柳词中许多以晚秋悲景抒写羁旅悲情的结构模式，显然来自宋玉的《九辩》与潘岳的《秋兴赋》等；而触景生情、由东而悲的结构模式，当取法于王羲之《兰亭集序》等。（五）善于在语言上吸收辞赋骈偶与用典的特点。柳词多用四六骈偶句式与排经句式，两两相形，整饬工致，雅丽流美，极富表现力。如“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望海潮》）；“江枫渐老，汀蕙半凋，满目败红衰翠”（《卜算子》）。柳词中还大量引用了汉魏六朝辞赋、《世说新语》以及经史、诗文中的语典事典。郑文焯谓之“非深于文章，贯串百家，不能识别其流别”前引黄裳也说：“典雅文华，无所不有。”词之用事用典，柳词恐怕是始作俑者。（六）善于吸收“赋”的“直书其事”的表现手法。前人曾指出，“柳词总以平叙见长”，“其铺叙委婉，言近意远，森秀幽淡之趣在骨”，“耆卿多平铺直叙”等等。这正说明，柳词之铺叙，具备了“赋”作为表现手法所包含的“直说”与“叙事”两个要素。具体说来，其一是在词的上片写景下片言情的格式中，融入了较多的叙事成分，这在柳永以前的词作中是少有的。（七）柳词注意将设景造境与叙事抒情结合起来，特别是在表现羁旅离愁与思旧怀人的词作中，多将眼前之景、过去之事与当下之情打并一体，如此写景、叙事、抒情相融，现在、过去、现在（未来）交织，层层铺叙，自然委婉曲折。其二是柳永不的铺排叙事，多“平叙”、“直叙”、“只是直说”较少借助比兴，较少寄托。尤其是一些闺情词，往往舍去景物描写，以女子口吻，娓娓叙来，抒写人物内心情感，明白而家常，有直说、说尽、淋漓尽致、不留馀蕴的特点。《锦堂春》、《击梧桐》等说是这样的作品。这也正是赋作为表现手法的极好运用。四、雅与俗（一）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练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诸如代词“我”、“你”、“伊”、“自家”、“伊家”、“阿谁”，副词“恁”、“怎”、“争”，动词“看承”、“都来”、“抵死”、“消得”等，柳永都反复使用。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柳词风行一时广为传唱，词家对其评论最多的，是指出其“俗”的特点：柳耆卿《乐章集》，世多爱赏该洽，……惟是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柳词）骩骳从俗，天下咏之。柳之《乐章》，从多称之。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媟之语。……彼其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了易悦故也。康伯可、柳耆卿音律甚谐，句法亦多有好处，然未免有鄙俗气。无论是“从俗”、“近俗”，还是“卑俗”、“鄙俗”，“俗”的确是柳词的一个显著特征。柳词之俗，突出地表现在其语言的通俗易懂，表意的大胆率直，以及浓厚的世俗情味。（二）在作法上，主要吸收汉魏乐府及唐五代民间词的特点。柳永以俚俗语大胆率直的表意手法相结合，用以表现市井生活世俗情趣，甚至不避讳对-的直接描写。使柳词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市民阶层追求个性自由、追求享乐生活的精神需要，一方面也与中和雅正的审美原则相偏离，故招致“卑俗”、“鄙俗”、“为风月所使”之类的诟病。他变旧声作新声，以“赋法”入词，铺叙展洐，或情景交融，或明白家常，具有雅俗相兼的审美特征。但仅以“俗”字目柳词，则未免偏狭。恰恰是另立豪放词派、与柳分庭抗礼的苏轼，自出手眼，最先为柳词辩证，最先揭橥柳词具有“雅”的审美特征。他说：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志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高处。柳永既放笔慢词，善用赋法，雅俗相兼，极富表现力，故对后世词曲之创作影响深远。这一方面表现在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吴文英等词坛大家有着不同程度之影响；另一方面，其俗词开金元散曲之先声，尤其是关汉卿等人的散曲创作与柳词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五、表达方式（一）表达自我化。晚唐五代词，除韦庄、李煜后期词作以外，大多是表现离愁别恨、男欢女爱等类型化情感，采用的主要是“代言”的抒情模式；柳永词则注意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采用“代言”的抒情模式，注重自我的情感体验。其《鹤冲天·黄金榜上》一词，尽情地抒发了名落孙山后的愤懑不平，也展现了他的叛逆反抗精神和狂放不羁的个性，是这类作品的典型。（二）平铺和白描。小令由于篇幅短小，只适宜于用传统的比兴手法，通过象征性的意象群来烘托、传达抒情主人公的情思意绪。而慢词则可以尽情地铺叙衍展，故柳永将“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移植于词，或直接层层刻画抒情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或铺陈描绘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和过程，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情感心态的变化。与铺叙相配合，柳永还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如《定风波·自春来》不加掩饰地吐露了青年女子的生活愿望，写景状物，运用白描手法，描述十分精细。（三）结构精巧同时，柳永善于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将一般的人我双方互写的双重结构发展为从自我思念对方又设想对方思念自我的多重空间结构，体现为回环往复式的多重时间结构，如“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六、对后世的影响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南北宋之交的王灼即说“今少年”“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又说沈唐、李甲、孔夷、孔榘、晁端礼、万俟咏等六人“皆在佳句”，“源流从柳氏来”。即使是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也无不受惠于柳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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