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战争是一个既残酷却又带有点艺术性的东西。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说穿了，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战争联繫起来的。对于很多人来说，阅读历史，不见得会记得多少帝王的名字，甚至可能连朝代都不见得认得全，但一定都记得不少知名的战役。
喜欢楚汉相争的，一定对巨鹿之役和垓下之役瞭如指掌，喜欢三国的，更是对官渡赤壁如数家珍。我们民间传颂的英雄人物如项羽、关羽和诸葛亮等，都是用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战役让他们的名字留在煌煌史书上。
我们的老祖先打了几千年的仗，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读不尽的精采故事，也把他们打仗的智慧和经验总结成了中华文明的瑰宝，兵法。
说到兵法，我们中国人的脸上必定洋溢着不尽的自信与骄傲，其实也并非我们目中无人，但是看向同时期的其他地区文明，也只有我们中国在几千年前就对战争做出系统性的思考和整理研究，从中国的第一本兵书，《六韬》，到兵法的巅峰，《孙子兵法》，乃至于后代的《李卫公兵法》和《纪校新书》。
中国人一直以来都在思考并实践着各种用兵之道，每个朝代的名将军师都对这个系统有所增益，最后再长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棵兵法的参天大树。
各种空城计、离间计、苦肉计和火烧联营等，中国人从生理到心理，对战争这件事可谓是研究彻底，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民族，像我们一样对战争有着那麽多的思考，为了战争胜利绞尽脑汁。
中国的兵法不仅仅只有我们自己孤芳自赏，《孙子兵法》的影响力远播海外。世界各国的军校（如美国的西点军校）莫不指定《孙子兵法》为学校课程的必修课程，要求所有毕业官兵必须熟读。除了军事之外，《孙子兵法》的影响力甚至遍及政界和商界，和各类的地摊文学中。
然而，不让《孙子兵法》专美于前，西方人其实也有自己的“兵圣“。在西方历史中曾出现一位被认为是军神一样的人物，后世尊称他为西方战略之父，他就是古罗马时期的迦太基将领，汉尼拔。
然而，汉尼拔究竟何德何能被称为战略之父呢？他能跟我们中国的兵圣，孙子，相提并论吗？他究竟有什麽惊人的战绩或者精彩的谋略吗？
公元前２１８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汉尼拔率领由各地军种组成的迦太基联军，从西班牙翻越了庇里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直接绕到现在义大利北部对罗马帝国发动攻击，最后在特雷比亚河战役击败了由罗马名将西庇阿率领的罗马精锐军团。这是汉尼拔的成名之战，也是他最被后世提及的战役。
说实话，站在我们中国的角度来看，对比我们老祖宗五花八门的计策，汉尼拔的战略真的非常的简单粗暴。简单一句，包抄，绕到罗马背后发动攻击。
包抄这个战略手段，我们中国人可是早了他们好几百年便已经会了，我们的老祖宗甚至早已发展出其他各种精妙战略，不只有战场上的真刀真枪，乃至于攻心为上的心理战（如四面楚歌）。但为何西方的军事史仅凭着包抄就称他是战略之父呢？原因在于古代中国与古代西方的战争形式上的区别。
第一个区别便是军队的战斗方式。在英语当中，有个词叫Carnage，这个词翻译到中文裡并没有一个精准的翻译，只能粗略地翻译作杀戮，但这个词的本质又跟我们一般想像的杀戮或者屠杀有很大的区别，我们一般理解的杀戮，更像是强势的一方对弱势的一方赶尽杀绝。
但Carnage不同，这个词是描写，当两军对阵，双方就以类似一换一的方式对砍，直到有一方被杀到全灭。如果读者很难想像，可以参考电影《斯巴达战士》，电影当中，斯巴达跟波斯军队的战斗画面就相当接近Carnage。
这种战争形式可以说是汉尼拔那个时代的代表型方式，将领们能够变的花样也就是不同的阵型或者兵种的搭配，但骨子裡还是Carnage那一套。
这种战争场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就相当奇怪，甚至有点蠢，要知道，我们的《孙子兵法》对于战争可是有各种办法，《孙子兵法》有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
对于战场上的各种人数比例跟情势，《孙子兵法》都给出了每个情况下的最优解，甚至在必要时候，适度的战略撤退都是允许的。
但是在希腊与罗马时期的各场战争中，基本上不论两军的人数对比有多悬殊(如斯巴达的温泉关战役或者希波战争)，两军基本上都是直接对阵，兵士结成方阵，双方的方阵便面对面开始Carnage式的战斗模式。
这类的方阵中，最有名的便是亚历山大大帝率领的马其顿方阵。马其顿方阵作战时排成很长的横队，纵深16人，形成一个16x16的方阵，士兵与士兵之间有着较大的间隔，方阵前头4至6排士兵的矛头对准前方，后面各排士兵把矛架在前方士兵的肩膀上使长矛倾斜，亦有把长矛垂直于地面，各不相同。
每个纵列的排头三人和末尾一人属于关键位置，因而选用骁勇而技术高强的士兵。作战时，整个方阵常常以坚固的密集队形跑步向前推进，就像一把攻城锤勐烈冲击敌人的队伍。
部队跟着号令挺起长矛往右方刺去，所有靠近的敌人都会被自己左侧的战友刺穿，如此的战术型式便不需要太多额外的战略，但需要保证士兵拥有一定的纪律跟素质，并且足够相信自己的战友。
因此，当我们打开西方古代的军事着作如《战争论》，会发现这更像是一本工具书，告诉的将领在遭遇各种天气状况时应该怎麽做，或者军队后勤应该如何建立等等，跟《孙子兵法》相比，不得不说，少了许多智力上的美感。
但从上面的区别我们可以看到，为了确保方阵拥有足够的战斗力，兵员的素质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中西方战争的第二个区别便来自于军队的兵源。在古希腊与古罗马时代，只有拥有公民权的人才可以拥有为国或者为城邦当兵的权利，某方面来说，能够当兵是个荣誉的象徵，是对身分的一种认同，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公民兵制。
这使得士兵能够有更强的保家卫国的决心。那个年代的公民权是相当难得的，着名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身为那个年代最有名的知识份子，由于不是出生在雅典，即便在雅典广受尊敬，也为雅典做了很多的好事，还是一辈子都没有被授予公民权。
就是这样的公民权，使得西方的军队具有很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能够在战场上全力杀敌，也能够更好地掩护战友，发挥方阵的最大威力。
而对于古代中国的军队而言，凡是拥有强盛武力的朝代，其实也有类似西方的公民兵制，例如战国时期的秦国或者努尔哈赤的满州八旗。
秦朝自商鞅变法之后，把功名爵位与战功挂勾，把士兵的战斗力与财产身份挂勾；努尔哈赤也是透过类似的手段，利用独创的八旗制度，让士兵产生组织内的认同，以求发挥军队的最大战斗力。反观那些军事实力较弱的朝代，如北宋和明朝，这两个朝代就是完全反其道而行。
宋朝的军队可是出了名的龙蛇溷杂，各种流氓罪犯都往军队裡送，也直接导致军队战斗力直线下滑，军队对战时一触即溃的案例可谓史不绝书。而明朝的军队则是由军户构成，而军户的地位向来不高，分配为军户更是带有处罚的意味，这也使得明朝士兵的兵源极度不佳。
从中西方兵源素质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代西方军队的战斗力是分散在每个单兵的身上，而古代中国军队则不得不把军队的战斗力与将领的能力挂勾，将领的好坏对于战争的结果通常有决定性影响。
这也造成了中西方对于兵法这门学问的理解不同，对于希腊和罗马的将领来说，他们只要确定军队有足够的训练和纪律就好，但是对于中国的将领来说，他们不能完全指望军队死战到底(Carnage式战斗)，不会一触即溃。
因此才会发展出有如埋伏、离间和合围等诸多战略，希望透过战略上的优势来避免正面对决，也就是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这也是我们东方的智慧所在。
透过了解了中西方的战争文化差别，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汉尼拔会被称为西方战略之父。对于古代西方军队，由于军队建立制度的缘故，他们不需要考虑其他複杂的战略因素，只要确保自己的部队能够团结一致地发挥最大战斗力。
因此，汉尼拔的包抄战术对于当时的罗马人而言，当真如天将神兵，是当时人想都无法想像的用兵之法。对此，我们东方民族只能笑而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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